吴裕彬

今天的中国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太平盛世，但其实在意识形态的暗涌中却完全是一副喊杀声震天的内战模样。一边是泛蓝，渴求从个人和国家的层面实现中国梦的理性的爱国者，一边是泛绿，也就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毫不妥协的反对“中*共”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人无法通过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团结，在他们的眼中美式“普世价值”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中国事实上已经分裂成泛蓝与泛绿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在这样的结构中，一切的价值观与势力都是非黑即白，中间地带则完全被口水淹没。泛绿怀疑一切与之观点向左的人都是五毛党或红教徒，任意制造黑名单，肆意猎巫(witch-hunting)寻找敌人，俨然白色恐怖，导致不少自由派的学者与演艺人员受害，使不少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   在泛蓝与泛绿厮杀的最白热化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家洛问“地下党”梁振英想做齐奥塞斯库还是戈尔巴乔夫，就像我撰文为中国经济改革建言，结果有人说我是甘当土共奴才，被绑票了还帮绑匪数钱，为什么不让土共自寻死路，中国越崩溃，土共就越完蛋，这样中国才有民主的希望云云。对这种现象，香港政论家卓伟有非常精辟的评论：“陈家洛问梁振英想做齐奥塞斯库还是戈尔巴乔夫，其实立场早已预设，将香港比作罗马尼亚或前苏联，并将香港普选政改与两国政变相提并论，贵为政治学博士的陈家洛，如此提出问题，如果不是对罗马尼亚和前苏联的历史囫囵吞枣，不明就里，就是居心叵测。无论是在制度上、历史上、背景上，香港都和这些东欧国家毫无可比性。罗马尼亚变天之后，爆发了大血腥、大冲突；戈尔巴乔夫的变政，将盛极一时的苏联彻底整垮，政局动荡，民生凋敝。”卓伟认为，陈家洛问梁振英想做齐奥塞斯库或戈尔巴乔夫，但不论是哪一个，带给香港社会的都是苦难与灾祸，是要将香港推向动乱边缘。像陈家洛这样居心叵测的泛绿人士又何止纵横香港，大陆也不逞多让，以至于有时候你得回避爱国的言论，因为你爱土共的国，你就不耻于人类，你就是义和团。   水军可畏呀。   香港著名战地女记者、国际时政评论家张翠容在一月二十一日《经济日报》副刊“大地旅人”专栏写道：“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会纪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因此，社会声音多，不一定是坏事，可以看成为好事，但也慎防把声音变成法西斯的声音，令语言扭曲至法西斯的语言。例如把异见者定性为“邪”，自己就是“正”的绝对二元法。近年，香港不就是充斥着这样的声音和语言吗？不得不承认，香港的法西斯欲望正在蔓延。”泛蓝与泛绿在香港的这种白热化厮杀，又何尝不是为他日大陆的大动作作预演。   内战的创伤，文革的创伤都远没有弥合，新中国一直没有完成民族大和解的工作，这种情况给泛蓝与泛绿之间的矛盾对立提供了完美的土壤，炸药桶到处深埋，只差点火时刻的到来。中国完全有可能变成叙利亚。【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一文在中国官媒上的大热反映了执政党也清楚恐惧地意识到泛蓝与泛绿在意识形态领域厮杀这种厮杀完全有可能传换成真刀真枪的互相屠戮。   我知道中共并不完美，但我绝对不赞成暴力革命，我也向往民主，但我反对通过出卖国家主权，企图引进欧美势力的民主原教旨主义。中国近代三百年，战乱频仍，太平和温饱无忧的日子只不过区区三四十年，为什么要把老百姓推进叙利亚似的战火？中国每次革命，至少大乱50年，而这种血腥大乱所造成的民族撕裂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来弥合。中国需要的是渐进的改革，而不是大跃进似的革命。   在太平盛世的外表下，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剑拔弩张。一边厢，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寻找一切煽风点火的机会，进一步加剧民族撕裂；一边厢，执政党由于恐惧开始了矫枉过正不惜血本的维稳。   历朝历代，疯狂的维稳往往揭示着裂变已经到了倒计时阶段，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内战。看到黎民在错误的维稳方式中深受其苦，看到战乱里的颠沛流离和血流成河，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心如刀绞，因此我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研究古今中外的维稳，从中国传统的维稳方式中找出化腐朽为神奇的改革路径。   一方面做这个研究，我可能要面对“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口水滔天，另一方面，我要推陈出新，不落窠臼，提出前无古人的改革创建。初始之时，我感觉这是一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道路。但终于有了突破，我研究出了维稳经济学。   首先我在去年年中通过《斯诺登事件和大数据维稳》及《棱镜门和国家机器市场化》两文，阐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革命性变革之后，之后我便一直在期待中国能够审时度势，作出相应的调整。大国崛起可不比一个差生经过努力，在班里名列前茅那样平淡与和平，往往充满了明里暗里的刀光剑影。近代中国在衰弱了近两百年之后，要崛起成为一个21世纪的全球性大国，如果用的还是冷兵器和常规战争年代的国家安全思维，结局注定是悲观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国家安全战略的革命性变革？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帅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等对内对外安全部门，这并非集权弄权之举，而是一种良好的设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国九一一事件之所以发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全部门之间协调得不到位，所以美国在事后成立了大权独揽的国土安全部，来统筹协调安全部门的情报资源。   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革命性变革，笔者发现美国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尝试，那就是国家机器市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把许多国家机器的职能，都已经外包给了私营机构，这其中有许多像IBM、通用电气和Amazon这样的科技巨头。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事务观察家肖洛克（Tim Shorrock）的数据，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每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开支，其中70%是支付给像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这样的私营外包商的，这使得国家安全部门外包，成了一个价值560亿美元的巨大产业。   这种市场化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完成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而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依然停留在劳动力密集型的阶段。历史证明，像史塔西（Stasi），克格勃（KGB）和东厂西厂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方式，维稳成本太高，形式暴力，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且容易形成独立王国般的藩镇势力。根据国土安全研究公司的数据，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支出在2012年高达1110亿美元，到2015年将高达1590亿美元。事实上，维稳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完全是计划经济。   用计划经济来经营巨大的维稳市场，很容易形成各种结党营私，巧立名目，制造冤案，以此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的维稳利益老鼠仓。用腐败的队伍来维稳，无异于火上浇油，要解决“越维越不稳”的悖论，就只有维稳市场化这一条出路。试想一下，通过市场经济来配置维稳资源，可以创造多少高端就业机会，可以催生多少像IBM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维稳市场化的最大优点，除了最优化资源配置之外，还有就是把维稳的对象——人民——变成了维稳利益的主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通过市场经济，何不顺水推舟？   除了国家机器市场化之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革命性变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数据维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首席信息官安德森（Lonny Anderson）在访谈中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视大数据为情报收集和分析的核心架构，而大数据所依附的云计算，将成为兄弟部门之间的情报资产分享和比较的平台。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数据项目中，犹他州的威廉姆斯营大数据中心，便是其最引人注目的一颗明珠，该中心占地100万至150万平方英尺，造价20亿美元左右，将使美国国防部的全球信息栅格（global information grid）拥有尧字节（yottabyte）级的设计存储和大数据挖掘的能力。一旦建成，该中心将处理国家安全局的所有卫星监控，海外监听及和“棱镜”类似的项目收集的所有数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013年的联邦预算中削减了军费，但是却增加了国家安全部门的费用，这说明美国正在逐渐把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的重心，从传统军力转向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网络战力。   很多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事务观察家甚至认为，目前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可以和冷战时代的原子弹技术媲美。而在这轮大数据驱动的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市场化的趋势中，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政府是如何通过像以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情报先进研究计划局（IARPA）和In-Q-Tel为代表的机构，去引导私营部门实现重大技术创新，去培育巩固壮大具全球统治地位的高新产业；这些产业又如何提升美国的核心竞争力，对产业革命宏观经济和就业市场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联邦政府数十年坚持“以技术领先为核心”去捍卫国家安全的原则，这原则的维系靠的是私营的高新产业群，而不是国家机器。现代国家安全的挑战，已经复杂到了美国已经无法使用单方面的实力（比如传统军力）来维持全球领先地位，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境整合多重技术。因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多样化的充满活力的私营高新产业群，因为目前的这些挑战，已经超越了单凭联邦政府一己之力所能面对的范畴。   坊间多传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学习美国经验的结果，但形似容易神似难，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一场国家机器市场化和大数据维稳的革命来脱胎换骨，否则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把维稳经济学的改革蓝图的实现完全寄托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身上。天佑中华，愿中国在和平改革的过程中走向民主和崛起！ 原文请见联合早报